台北很小，中国地图只有一点，却有两个机场，一个就在市区——松山机场，出租车一拐就进了闹市，再一拐就到了松江路的科达酒店，附近的小路，不是吉林路、就是锦州路，台北最直观的乡愁：大街小巷都以大陆省与市的名字命名，怎么走也走不出中华版图。

还有些路名以道德教化命名，比如忠孝东、西路，大概是台北市最长的东西主街，路中央是两排高耸的热带乔木，往南一横是信义路，短些，也是东西向。再往南，更短，是仁爱路，还是东西向，意味着从日出到日落，始终沐浴于道德的笼罩中，甩也甩不掉的熏陶，一不小心，就拐入了中国的文化巷。逛台北，就像逛江南小镇，应该一人独步，喝些黄酒，哼着旧诗，配以帘外的雨滴、隔夜的雨声，满天丝丝满眼弦，两侧的砖墙门第、挂满对联的旧巷，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”，匾额：诗书传家。门上双环，扣住庭院人家的传统；门外檐下一线，伸向远方的豁口，青石板有多长，雨声就有多长。

第一次到台北，感觉在阅览一卷线装书，抬头低头，角角落落，都是繁体字。路名，往往冠以旧道德的五常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焕发出忠、孝、节、义。大概90年代，出租车司机称呼已故的蒋介石还是毕恭毕敬的：“先总统”，报纸上称呼李登辉：“李总统登辉先生”，直呼“蒋介石”属于“赤膊称呼”，大不敬，老人会训斥你：“咄，这三个字是你叫的吗？小赤佬，姆（宁波口音：没）规矩！”，一果子（宁波音：一个）宁波老帮！

当年去台湾，必须从灯红酒绿看人妖的泰国曼谷转机，到了台湾，龟缩在旅馆，往来于景点，感觉台湾有点热、有点湿、还有点旧，稍兼守旧的旧，在大陆，没有毛泽东路、周恩来路，当朝人物的名字不可炫耀于外，周恩来号还是周总理去世后被命名的火车头，如中山路。在台北，蒋介石在世时，命名了中正路，还有一条从地图上看很显眼的仁爱路，初看，彰显中国道德，细想，不对啊，中国人很含蓄，爱，说不出口，叠在仁的皱褶里，曰：仁者爱人，爱，通过“仁”婉约宣泄。“还君明珠双泪垂，恨不相逢未嫁时”，这是最大胆的爱之宣言，仍不见爱字，千呼万唤不出来。在传统中国，爱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，敢说出来的就是痴丫头疯大妞。哦，忽然明白了，蒋介石信奉儒家，仁义礼智信，首推仁；宋美龄信仰基督教，只讲爱。仁爱两字，夫妇二人，路名铭之，仁爱姘，秀恩爱。仁，中华老树桩，爱，外插花。尤其总统传玺，父传子，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。

辛亥之后，国共两党的革命，大陆比台湾彻底；台湾比大陆封建。

这些年台湾大陆直航了，去的频率多了，先是冬天去热昏，后来逛夜市，顺便去牯岭街、厦门街淘旧书，觅揽《传记文学》出版的系列人物传记丛书，一捆书，难免打的。那时，阿扁刚刚抓进去，马英九已上台，但经济久久未见起色，司机是这样评价台湾政坛的：“一个马，一个扁，姘一个‘骗’”，满腔怨愤，一脸无奈，民主，惰性是很大的，看着错，无法翻盘。民主社会，往往产生许诺、许肥诺的政客。上世纪末去台北，许多司机都是大陆过去的兵二代，眷村里出来的孩子，知道我的父辈也是军人，说不定解放战争各自蹲在对垒的战壕里呢。我不谈淮海战役，他不谈徐蚌会战，他专捡抗战，他说机关枪枪管烧红发烫，赶紧扯下裤子小便，尿在枪管上降温。不谈兄弟阋墙，只谈同仇敌忾，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，共御外侮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缘故。也是中华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关键所在，二千多年来，统一多余分裂。分裂越来越少，统一越来越长。

罗马帝国呢，像个水蜜桃，剩下满脸褶的核：罗马古城。

新世纪后，台湾的蒋介石称呼在变，展览馆里，依旧是对至尊者的讳称：“先总统”，在阳明山的阎锡山故居里，文化局工作人员敬称“蒋公”，那是对年长者的尊称。出租车司机嘴里“老将”“老将”的，那是在称兄道弟，蒋介石已经走下了神坛，成为民间社会的一员了。

蒋介石的称呼，从讳称到直呼，人情在变，像一杯新茶，越泡越淡了，但茶叶垫底，还是中国茶。台北像一瓣陈皮，弥久不散。更像一件旧褂子，缀着几块补丁，干净而亲切。好比一个有缺陷的好人，比无缺点的圣人亲切、可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