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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伟随笔:台北的小巷


出了台北的松山机场,就看到了便捷。

 

出了机场大厅,横在眼前的马路,有一港湾式的停泊点,出租车专用,斜杠式并列一排四个泊位,一停就是四辆车。上海呢,一辆衔接一辆,开一辆顶上一辆,上海开走四辆,台北就走了十六辆,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,凸显出便捷。

 

地铁线以颜色标注,当地人会告诉你,你去的地方应该坐什么颜色的地铁线,再换什么颜色。你可能不识字,不能不辨色,让文盲一目了然,企图让所有人看懂,这就是服务意识。上海的地铁,每条线的色差也是泾渭分明,偏以数字命名,抽象得不知东南西北,好比上海话里分不清“死与线”(同音)。老同事尤其老同学聚会散席,依依不舍,搀着你、挽着她坐地铁,还不住地催问:“哎,侬几号死啦”?“我四号死呀”!,“格么侬几号死”?“快了,12号死”。对话中,听不到各自的目的地,好像都去墓地地,视死如归,谈笑风生,瞎子听不懂,戆大搞不懂。册那,格帮上海人,寻死(线)还嘎开心!

 

台北地铁,站名往往主名+叉路名:忠孝新生站、忠孝复兴站、忠孝敦化站,即便“地下工作者”也知道自己在哪一截。在没有手机导航的过去,这个优势更明显。 

 

我去中央研究院,南港是终点站,落乡而荒僻,下了车出了站,抬头路牌:研究院一段,研究院二段,毫无悬念地通向中研院。


台北的主街很宽,路中央居然竖立两排高耸乔木,这样的路是快车道,方便车里人,不是方便车外人。但主街两侧,逸出分叉的小路,深入两侧的小巷。主街巷口的高楼,将小巷挤成一线天了,一线天的路,箭一般射去,深深地刺入小巷,不断穿越下一个巷口,与一条条横着的窄马路相交,呈井字型,四通八达。台北的小巷,路的两旁底层都是店铺,对应着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,茶铺、面店、糕饼店、烧腊店、杂货店。当铺开在巷子里,银行也开在巷子里;药房开在巷子里,医院也开在巷子里。凡是人需要的行当,曲巷深处,应有尽有,开锁的、配钥匙的、修拉链的、缝裤子的、大改小的,生活中忽然想到的,小路边上都能找到它的摊点。

 

巷里的铺子往往是祖传的,再小的生意也能传代,因为没人涨你房租,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周边居民需要的生意,恪守自己的特色,而不是跟风。店铺的利润就是你的工资。店铺陷落在小店的层层包围中,轻易不敢涨价,你的价值就是比邻居“自力更生”还要便宜,一旦逾越,分分秒秒被附近的店铺替代你。在台湾,最先涨的是工资,最迟涨的是店家。再小的生意也有人抢着干,从不敢有暴利之念想,只能一分分赚钱。台湾的民间名言:屎有多难吃,钱就有多难赚。台湾“充分竞争,充满竞争”,从而每家每户享受廉而优的服务。

 

不过,小店业主幸福感很强:雨不淋、日不晒,不用挤公车,不会失业,坐在家里数钱,“烂铺养三代”这句老话,在台北借尸还魂了。

 

社区的门面不变,邻居不变,马路虽破且旧,但知道那个水洼在哪里,所以生活很坦然,街区很亲切,有家园的感觉。不像上海,马路是新的,房子是新的,邻居陌生得也像新的,只有老婆是旧的,店面永远在变,永远在翻新。新,是不变的;新,是陌生的,人,永远有“炫”的晃动感,总不踏实!上海有点像皇帝,夜夜换新娘,处处丈母娘,这叫天下为家,永远没有家的感觉!与单身汉的嫖客差不多。在台北的小巷,想喝杯茶,有茶铺;想吃碗面,有面店;早上,想吃根油条,有现炸的。中午饿了,隔壁就有卤肉饭,不必自己升火起灶,只要有点碎银子,就可以生存于生活的服务链中。“唾手可得、探囊取物”两句,旧小说里嚼烂的套话,如今散落于台北的曲巷深处的角角落落,古人所谓“在陋巷”,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”廉而便利就是小巷的灵魂。


上海早已消亡的轧面店、碾米店,居然堂而皇之地开在台北最时髦的淡水老街的主街上,门面昂然挺胸、非常霸屏,与许许多多网红店并列。淡水街?大陆小资们必到的打卡地哎!街上的网红店成为“开关店”——开开关关,轧面店、碾米店则岿然不动,仿佛永垂不朽,因为它是为左邻右舍服务的,提供生活必需,董仲舒曰: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,老百姓的需求就是道,就是不变。

 

在小巷里逛街,莫名其妙就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桃仁水果蛋糕,吃完了,回头再去找那爿店,想回家捎个伴手礼,结果呢,消失在路旁小店群里,消失在街口间。你喜欢,下次再来,他们的口号:好再来!生意再好,轻易不会扩张到大街上,那样的话,房租高了,售价高了,那就不是台湾人民的,属于上海装逼的。

 

到了台北,我喜欢逛街,哪怕雨天,因为有骑楼。小巷深处,路很窄,有时檐下的阶沿都被路挤没了,于是画一个绿线,就是人行道,外侧是停摩托车线,窄窄小路,颜色不同,可以标出三个功能的区域,各行其道,并行不悖。雨后静悄悄的,檐下有隔夜的滴水声。道旁或有隆起高台,不仅有阶梯,而且有斜坡,便于膝盖不好的老人上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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