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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伟随笔:《马勒公寓》老邻居琐忆之二

作者:李大伟

活着称旧居。死了,称故居,一字之易,生死之间,千万当心。前几年,某报刊登一号人物的家乡照片,称某某某故居,倘若在文革期间,刹那间现行反革命,说不定人头落地!套用小学二年级的儿子韵语:“没文化、真可怕”。


我的旧居位于上海下只角——大杨浦,扫描范畴在小些:鞍山六村,需要精准打击:40号202~203室,让小学的“皮蛋”们晓得了,可以“揎玻璃”了。五六十年代上海建造了一大批新村分给工人,故称工人新村,简称工房,其实应该叫公房,产权是公家的。


40号与39号是个机关家属院,楼上楼下都是当官的,前楼后楼的门前不石子路就是石板路,唯独我们的门口修了一条水泥路,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。三楼傅家,当家的是远洋公司经理,头发稀疏,一丝不苟,显露头皮油亮,抹过蜡似的,色泽很硬,早晨轿车到了,他披着黑呢大衣、夹着黄牛皮包、衔着短粗的雪茄,一脚撑着,一脚悬着,不紧不慢地下楼,到了二楼正好舒心吐出一口云雾,满楼喷香,全楼分享。几十年后,放生池旁读到一副对联:“独乐不如众了,杀生不如放生”,情不自禁想起傅伯伯,那雪茄味,盘绕在记忆深处,久而不散,一抹如新。


傅伯伯是知识分子出身,大概一•二九运动学运出来的,大干部,没架子,见了小孩,尤其小男孩,他常常手掌摸顶,喷一口浓烟,逗你玩!他知道我们喜欢雪茄的味道。傅家的教养很好,两个女儿白白胖胖,高高大大,终日闭门不出,“落叶满地红不扫”,在家读书,文革后第一批七七级考上大学的,接着考上研究生,就是大姐傅笑枫,名字易识好记,且有景,相比凤啊花啊,素而雅。  


一楼是邵友诚的家,好像是河北人,友诚与我年龄相仿,个头亦相仿,他爹鼻上罩着两爿啤酒瓶底,一圈圈的,永远哈着腰眯着眼瞅你。一个黄昏,他老远冲着我吼:“友诚、友诚”,我站在远处,不动也不响,邵伯火了,横过小腿,搁在膝盖上,取下单鞋,嚷道:“我鞋(名词动词化,北方怒语:用鞋砸你)你”,近瞧,“哦,大伟啊!见友诚了吗?”


邵伯伯高度近视,常闹笑话,那时家家毛坯房,石灰墙,说女人搽粉,白的像屁股,不必解释。白的像墙壁,那就是石灰墙。邵伯见墙上有个斑点,对着远处做功课的小女儿叫唤道:“小萍,墙上有个蝇子”小萍机灵漂亮,因为最小,所以任性,头也不抬,扔过一句:“我不管!”,“你这个杂——种!”还有拖腔,京剧味的,看来还是个戏迷。男人骂自己的孩子“杂种”,等于骂自己,但杂种是黄河流域老农民的口头禅,怒时改不了口、刹不住车,破口而出。老邵骂骂咧咧的,只得自己起身、踩在铺上,踮脚、伸手一巴掌:“嗨,又砸在钉子上了”。一个“又”,是屡犯!


隔壁39号二楼的老黎,文革前就是个不小的当权派,文革后期闲赋在家,大热天在家,光着膀子、穿着大裤衩,纯粹北方一瓜田老农,一天下午坐着啃西瓜,忽然楼下(后楼的)挨着楼上丢下的瓜皮,乘凉的不干了,抬起头嚷着骂着,老黎家对面三楼,发现这边二楼在啃西瓜,指着检举:“二楼!”,下面群起而骂。其实是三楼小军扔的,好玩呗,想不到成了栽赃。楼下指桑骂槐,越骂越响,老黎觉得越来越像骂自己,霍地起来,站在窗口,碘着白大肚子,叉着腰,嚷道:“马勒搁笔,我国家十二级干部,丢什么西瓜皮呀”,十二级干部可以看内部文件大参考,是高干!但与丢西瓜皮,之间没有什么论证关系,让人莫名其妙。但那时的官,真的有官样,高头大马,相貌堂堂,叉着腰、站在窗口,后面房子乘凉的都镇住。其实,他的意思:十二级国家干部,素质好,不会丢西瓜皮!但抽掉了“素质好”,前后就浑身不搭界,就荒唐了,就有些“韩复榘”了。 


我们这两个号里的邻居多南下干部,属于“许三多”:山东人多,吃大蒜多,开口“马了隔壁”多,东北人往往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后裔,开口稍雅驯些;“马了个巴子”,首字母也是“马勒”,所以我的旧居简称:“马勒公寓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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