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李大伟

活着称旧居。死了，称故居，一字之易，生死之间，千万当心。前几年，某报刊登一号人物的家乡照片，称某某某故居，倘若在文革期间，刹那间现行反革命，说不定人头落地！套用小学二年级的儿子韵语：“没文化、真可怕”。

我的旧居位于上海下只角——大杨浦，扫描范畴在小些：鞍山六村，需要精准打击：40号202~203室，让小学的“皮蛋”们晓得了，可以“揎玻璃”了。五六十年代上海建造了一大批新村分给工人，故称工人新村，简称工房，其实应该叫公房，产权是公家的。

40号与39号是个机关家属院，楼上楼下都是当官的，前楼后楼的门前不石子路就是石板路，唯独我们的门口修了一条水泥路，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。三楼傅家，当家的是远洋公司经理，头发稀疏，一丝不苟，显露头皮油亮，抹过蜡似的，色泽很硬，早晨轿车到了，他披着黑呢大衣、夹着黄牛皮包、衔着短粗的雪茄，一脚撑着，一脚悬着，不紧不慢地下楼，到了二楼正好舒心吐出一口云雾，满楼喷香，全楼分享。几十年后，放生池旁读到一副对联：“独乐不如众了，杀生不如放生”，情不自禁想起傅伯伯，那雪茄味，盘绕在记忆深处，久而不散，一抹如新。

傅伯伯是知识分子出身，大概一•二九运动学运出来的，大干部，没架子，见了小孩，尤其小男孩，他常常手掌摸顶，喷一口浓烟，逗你玩！他知道我们喜欢雪茄的味道。傅家的教养很好，两个女儿白白胖胖，高高大大，终日闭门不出，“落叶满地红不扫”，在家读书，文革后第一批七七级考上大学的，接着考上研究生，就是大姐傅笑枫，名字易识好记，且有景，相比凤啊花啊，素而雅。  

一楼是邵友诚的家，好像是河北人，友诚与我年龄相仿，个头亦相仿，他爹鼻上罩着两爿啤酒瓶底，一圈圈的，永远哈着腰眯着眼瞅你。一个黄昏，他老远冲着我吼：“友诚、友诚”，我站在远处，不动也不响，邵伯火了，横过小腿，搁在膝盖上，取下单鞋，嚷道：“我鞋（名词动词化，北方怒语：用鞋砸你）你”，近瞧，“哦，大伟啊！见友诚了吗？”

邵伯伯高度近视，常闹笑话，那时家家毛坯房，石灰墙，说女人搽粉，白的像屁股，不必解释。白的像墙壁，那就是石灰墙。邵伯见墙上有个斑点，对着远处做功课的小女儿叫唤道：“小萍，墙上有个蝇子”小萍机灵漂亮，因为最小，所以任性，头也不抬，扔过一句：“我不管！”，“你这个杂——种！”还有拖腔，京剧味的，看来还是个戏迷。男人骂自己的孩子“杂种”，等于骂自己，但杂种是黄河流域老农民的口头禅，怒时改不了口、刹不住车，破口而出。老邵骂骂咧咧的，只得自己起身、踩在铺上，踮脚、伸手一巴掌：“嗨，又砸在钉子上了”。一个“又”，是屡犯！

隔壁39号二楼的老黎，文革前就是个不小的当权派，文革后期闲赋在家，大热天在家，光着膀子、穿着大裤衩，纯粹北方一瓜田老农，一天下午坐着啃西瓜，忽然楼下（后楼的）挨着楼上丢下的瓜皮，乘凉的不干了，抬起头嚷着骂着，老黎家对面三楼，发现这边二楼在啃西瓜，指着检举：“二楼！”，下面群起而骂。其实是三楼小军扔的，好玩呗，想不到成了栽赃。楼下指桑骂槐，越骂越响，老黎觉得越来越像骂自己，霍地起来，站在窗口，碘着白大肚子，叉着腰，嚷道：“马勒搁笔，我国家十二级干部，丢什么西瓜皮呀”，十二级干部可以看内部文件大参考，是高干！但与丢西瓜皮，之间没有什么论证关系，让人莫名其妙。但那时的官，真的有官样，高头大马，相貌堂堂，叉着腰、站在窗口，后面房子乘凉的都镇住。其实，他的意思：十二级国家干部，素质好，不会丢西瓜皮！但抽掉了“素质好”，前后就浑身不搭界，就荒唐了，就有些“韩复榘”了。 

我们这两个号里的邻居多南下干部，属于“许三多”：山东人多，吃大蒜多，开口“马了隔壁”多，东北人往往是山东人闯关东的后裔，开口稍雅驯些;“马了个巴子”，首字母也是“马勒”，所以我的旧居简称：“马勒公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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