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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伟随笔:《老街坊》老邻居琐忆之一

作者:李大伟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上海人叫“老邻居”,在北方,则叫“老街坊”。我从小出生在上海,精确的方位:杨浦区鞍山六村40号,我们那里的老邻居,相互间称“老街坊”,完全的北方口吻大葱味,因为那里的邻居,都是从北方过来的。


64年,交通部在上海组建“北方区海运管理局”,简称“北方区局”,纯粹的管理机构,有官无兵,管辖上海以北到大连的海上运输,上海的海运局、港务局由它管辖,干部从交通部、及北方的海运、港务系统调集业务干部,从部队调配师团干部充实政治部系统,到了上海,家属没有地方住,刚刚完工的交通部船舶研究所公房,立即划拨三分之二调拨给北方区局。我们那幢楼并排三个号牌,39号与40号是北方区局的, 山东人多,吃大蒜的多,蒸馒头的多,开口“马勒个笔”的多。41号是船泊研究所的,南方人多,戴眼镜的多,弹钢琴的多,挂白窗帘的多,与我们39号、40号基本没有交往,尽管小孩都在鞍山七村小学读书,同级的往往同班,回到家,40号与39号的孩子,丢下书包一起玩,搂着、抱着、啃着,41号的小孩好像不出门的,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清高的。在他们眼里,我们都是老侉子,野的很。我的楼下王凯,拉小提琴的,父母都是搞业务的,他与41号的同学万家串门,在我们看来,简直有些“叛徒”的感觉。


39号、40号的老街坊,称呼都保持北方的习俗,直到今天,我们都奔50的人了,见着面,如果长一辈的,又是老太,比如39号刘玉才的母亲,依旧叫“刘娘”,刘娘见着我们,还是北方人的亲切:“这不是老李家的老大嘛?唉呀呀!唉呀呀!”一连串的感慨,说不出词来,老了,忘词了,但开口还是北方味。父亲在的时候,见了我小学同学李燕宁:“二闺女、二闺女”的,因为她爹有仨闺女,她是老二,北方人亲切的叫闺女,客气的叫姑娘。

那里的女孩乳名,往往借用燕子、春兰之类北方吉祥物,称呼也是儿化音,燕儿、燕儿的,从称呼中,可以听出他们之间的亲近,上海人,直呼有缺陷的绰号,北方人则以乳名缀儿化音。


从我记事起,在学校,我们都说上海话,回到家,都是北方话,不是普通话。普通话是“以北京方言为基础”,我们那里的北方话是以山东话为基础,柔入了东北话、河南话、天津话,乱七八糟,一缸的什锦菜,互相串味、感染。那时,我们小孩模仿老太:“把他的手(读袖)拧过来,攮他一拳、攮他一拳”。手读“袖”,这是胶东一带的口音,攮,也是那里的方言,苏州话读“揎”,苏北话读“捣”,上海话读“夯”,北方话读“捶”,女孩之间撒娇:“当心我捶你哦!”


小脚老太,“咚咚咚”地走街串巷,上海时间长了,免不了掺进上海方言词汇:“阿娘,我讲拔侬听,你侬晓得吗?”“你”是北方语音,“侬”是吴越语音,阿娘也是上海话啊,用北方话讲,特别的滑稽,就像“你侬”粘连着一样。


小时候,嘲人的儿歌也是北方习俗,胆大的领头吆喝:“你奶奶放屁——”后面的小罗螺起哄:“咕——哩咕哩咕”,蹲在谁的窗下,就是骂谁。北方人,老人随儿子住,第三代也是奶奶带大的,上海人相反,往往由外婆带大。奶奶是一家的活菩萨,如果骂到奶奶辈,那是英语“最高级”,离掘祖坟就不远了。


我们那栋楼,现在还在,但物是人非,我从小住在40号,隔壁邻居都属于“马了隔壁”——山东人的“册那”,我自抬身价,谓之“马勒公寓”,如今“马勒公寓”的玩伴们,不是搬到西区,就是去了浦东,更远的是欧美,这些年尘埃落定,慢慢聚拢回来了,还建了个“3940老邻居”的群,天天轧闹忙,快乐掐,相互掐,指着和尚骂秃子。最近,忽然有人发起“老街坊聚会”,呼啦啦,39号40号的都来了。相互间问起老人们,还是“刘娘王娘”的,刘娘她们还在,快90的人了,直到今天,过年,我这一辈的常常还有人去看她们,比如赵猪头(利群)、许胖子(为)他们,带上些老人的嚼食,赵利群是独子,他告诉我:“我妈临走前,把我托付给王娘的”。都五十出头的人了,他妈还不放心,托老姐妹关照,“唉!我家的大宝呀”。


这就是北方的人情味。


其实,刘娘不姓刘,王娘也不姓王,都是孩子他爹的姓。


现在,每年一次聚首,请上健在的父母们,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奶奶了,有车的认领包干,负责接送,给他们集体做寿,送红围脖与点心,到底是北方人,那热乎劲儿,就是刚揭盖的一蒸笼馒头——热气腾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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